旧制度与大革命为什么革命发生在社会发

法国大革命开创了新政体的纪元，不但使法国改换了政权，而且还变革了欧洲大陆的旧制度。这场革命爆发于年，当时几乎没有人预感到它的到来。人们在革命面前茫然若失，惊慌失措，有人热烈的欢迎它，有人则严厉的谴责它；有人将革命视为新社会的洗礼，有人则说它是恐怖与混乱。对此，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说：

“大革命通过一番痉挛式的痛苦努力，直截了当、大刀阔斧、毫无顾忌地突然间便完成了需要自身一点一滴地、长时间才能成就的事业。这就是大革命的业绩。”

这场革命让法国人在短时间内便扫除了旧制度、旧法律和旧风尚，使法国政治的发展实现了质的飞跃；它把那座摇摇欲坠的封建大厦一并炸毁，避免了繁琐的修修补补以及拆迁拖延，这便是大革命的积极意义。在大革命的前夜，法国其实是尝试过修补工作的，而这一系列改良活动的失败，才导致了大革命登上历史的舞台。

01大革命前夜的法国特权制度

在革命之前，欧洲和法国中古时代的社会形态依然存在。国土被分割成了许多封建小国，封建小国间的封建主互相兼并和攻击。庄园地主和城堡贵族在社会上建立起了一个无法无天的特权局面。工业受制于行会监督，农业屈服于封建领主和僧侣的什一税压迫之下。

法国的君主专制是对分散的封建制度的一次变革，在最早的几个朝代，王位都是选举产生的，国民还充分享受到主权，国王仅仅是一个军事首领。后来，封建制度使国王日益脱离了民众，国家机关出现了异化，政治开始变成少数权贵的专门领域。国王依靠军事权力，联合贵族一起剥夺了平民的政治权利，接着国王又剥夺了贵族的权力。权力由大多数人转到少数人手中，又由少数人转到一个人手中。贵族虽然还保留着爵位，但已经失去了政权。王位变成世袭的，王权则毫无限制，整个特权现象达到了顶峰。

在路易十四时代，经过投石党之乱后，国王最终摧毁了分散的封建制，建立起集中的帝国制。法国国王通过入侵封建主的领地、征服封臣、取消诸侯会议以及接管领主裁判所等措施，最终将立法权、司法权和行政权全部统一于一身。路易十四统治的时期就是旧制度特权发展到顶峰的时期，主权者变成了国王一人，所以他才宣传“朕即国家”。

王权享受着最大的特权，国王可以用“密札”的方式随意监禁或流放任何人，可以用“充公”的办法处置任何财产，可以用“捐税”的手段征收任何人的收入。国王是最大的私有者，也是最大的特权者。在国王之下，还分布着许多贵族集团和僧侣集团，这些集团也拥有超出平民之上的特权。他们可以享受免税的优惠，可以靠爵位来实行表决权，他们的特权只要不跟王权冲突就可以为所欲为。

正如分散的反面是集权，而特权的反面又是平等。“不平等”成为旧制度的集中表现，卢梭的《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》就是最直接的抨击与揭露。法国大革命的最初诉求就是“平等”，它直接摧毁了一切特权，把整个社会置于平等之下。革命试图建立一个公道的并合乎时代精神的社会秩序，革命用法律代替专横，用平等代替特权。革命期间，内部的反抗反而导致人民大众的最高主权，外来的侵略又造成了军事统治。无论革命输出的是一个怎样的成果，革命的直接目的还是达到了——摧毁旧制度，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！

02大革命前夜的阶级力量对比

米涅在《法国革命史》中对大革命前夜的法国社会各阶级进行了分析：

封建帝国制下的法国分为三个阶级，并且在阶级中还存在许多阶层。

国王和宫廷超出三级之上，是最高的等级。下面第一级是僧侣，僧侣分为两个阶层，一个是收入丰厚的大主教和大修道院长，一个是穷苦的布道传教士，后者常常跟第三等级联系在一起；

第二级是贵族，贵族分为寄生性最强的宫廷贵族、暴发起来的穿袍贵族和对农村进行压迫的地主贵族。

最后一个阶级是指除了权贵特权阶级之外的所有平民阶级，他们既受宫廷压榨，又受贵族欺凌，在他们之间按各自的利益分为许多行会。他们仅仅占有三分之一的土地，靠着这点土地，不仅要向领主缴纳地租，还要向教会缴纳什一税和向国王缴纳赋税。

除了第三等级之外，其他的权贵阶级都是不从事生产劳动的寄生阶级。这种寄生阶级是从社会的各阶级中分化出来成为统治阶级的，他们利用国家机器对其他各阶级进行压迫。在早期时候，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的满足自己的贪欲，可是随着社会的发展、第三等级的壮大，权贵们寄生性开始变得越发不合时宜了。

03为什么大革命会发生在最繁荣的时候？

路易十四是最后一个蛮横的专制国王，虽然他凭借无限强大的权力，在国内残酷的镇压异见人士，不准任何人反对它，只许人们拥护他、效法他。但是，专制主义在取得了短暂的胜利同时也耗尽了所有的力量，等待它的必然是进步的反扑和正义的清算。在路易十四的专制时代，有才干的人都死了，工业外迁，钱财外流，法国的创伤只是被掩盖在桂冠之下。

专制政府都喜欢听颂歌，它们本想鼓励人们歌功颂德，结果却为人们提出指责准备了条件。因为，为了要人说些对自己有利的话而引人思考，而后却又不许人思考对自己不利的东西，这是办不到的。等到颂歌唱完之后，人们就要开始辩论是非了。因此，在路易十四时代落下帷幕之后，路易十五时代就出现了启蒙运动，思想家们针对社会的弊端进行了研究和思考，阐述了时代的需要，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舆论风潮。

托克维尔通过档案数据，发现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候，而也恰恰是在这个时候爆发了革命。对于这种奇妙的历史现象，托克维尔在《旧制度与大革命》中说：

“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。最经常的情况是，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，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，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。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，而且经验告诉我们，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，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。”

当国家制度的弊端变得积重难返的时候，一切改良的希望都随之消失了，统治者唯一能做的就是通过高压来延长统治的时间；一当他表现出善意，试图改变状况时，群众却已经不再买他的账，不再相信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，因为他的信誉早已经败光。这表现的是一种断裂，统治者与他统治的人民再无任何合作可言，他除了用压迫的手段之外，再也得不到群众的任何支持。群众在内心中早就抛弃他了，一旦有机可乘，群众就会毫不犹豫的起来推翻他。所以，对于积重难返的政府来说，哪怕是出于善意的改革，也避免不了革命的出现。

法国大革命与往常的不一样，反抗并不发生的压迫最严重的地区，相反是在经济最繁荣、控制最为衰退的时候。这是因为法国大革命不同于农民起义和奴隶叛乱，它是一场由资产阶级主导的革命。资产阶级很早就感到不需要再与地主阶级进行合作，他们想要的是推翻地主阶级，自己取而代之，而不是对这个腐朽落寞的阶级再有任何希望。

在革命前夜，法国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，他们通过海外贸易、工厂生产等方式发了财，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。经济繁荣正是资产阶级壮大的表现，资产阶级的税收支撑着国家的财政，却没有获得特权，反要向贵族低声下气、朝不保夕。在这种背景下，旧制度的任何改革对于资产阶级来说都过于缓慢了，他们急需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来改变现状，彻底消灭阻挡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权。

当革命的一切条件都已经成熟之后，最终等待的就是那条触发革命的导火线了。